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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博纳睿成史贤龙

　　2011年7月17日，杨绛先生百岁寿辰，《文汇报•笔会》有幸与杨先生作了笔谈。访谈，是一篇真正的奇文：奇文之奇，在人不在文，人奇文自奇。我特写这一篇感想与网友分享。

　　对于普通人，才气、文笔、旷达、名利、门户（功业），能得其一者，可显与众不同；得其二者，可出类拔萃；得其三者，可具境界格调；得其四者，可荣名双至；五者俱全，足为跨代名宿。

　　为什么大多数人甚至连与众不同都做不到呢？

　　负担（经济压力）、读书、婚姻、交友、劫难、财富、狂妄、偶然、短寿，此九种人生境况，皆有改变人生方向的力量。

　　文人，或曰知识分子，既是一种社会角色，也是一种文化角色。在大学、研究机构等象牙塔里可避些许俗气，但能将才情溶于研究、没身不殆者，也是凤毛麟角；大学未必出大师。

　　文人，无论是何种类型，大抵皆才气容易，文笔容易，旷达容易，淡薄名利容易，不建门户容易，难在精神之信仰。

　　此信仰，非俗人以为的自我主张、为所欲为；非庸学之人的浅陋狭隘、自以为是，而是能以超人的博大胸怀及时间，阅读人类思想的精华、以及关注人性与现实生活的斑驳绚烂，而不失自性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在人世的劫难、个人的荣辱中，不失自己的追求与信念----这就象一个人沐浴过各种染料，却能保持本来颜色----这是一种怎样刚健超迈的精神。

　　我且摘选杨绛先生的百岁访谈录，感悟几点关于信仰的道理。

　　1、对丈夫的信念：牺牲了自我又成就了自我的传奇。

　　杨绛与钱钟书的婚姻，超越了爱情，却又是最深最真的爱情。换做80年前杨绛，与钱钟书初相识，仅凭钱钟书喜欢读书的秉性，试问，有几个女人如杨绛者----家世显赫、早早出名的才女---能做出杨绛的选择？

　　多说一句，对关系亲密的个人的信仰在人生中影响重大，有时甚至是决定个人人生的主要因素。这个人可能是丈夫/妻子，也可能是父母/儿女，或者是其他深入个人生活的人，比如同伴、同事或没有婚姻的爱人等。

　　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，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锺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。”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
　　我成名比钱锺书早，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，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“杨绛的丈夫”。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，比自己有价值。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，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？所以，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，我不仅赞成，还很高兴。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，致力写作，为节省开销，我辞掉女佣，做“灶下婢”是心甘情愿的。

　　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，从旧俗，行旧礼，一点没有“下嫁”的感觉。叩拜不过跪一下，礼节而已，和鞠躬没多大分别。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，那么，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，不合适不要结婚。

　　抗战时期在上海，生活艰难，从大小姐到老妈子，对我来说，角色变化而已，很自然，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，因为爱，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，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，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，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，是理解，理解愈深，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，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。

　　钱锺书只是博学，自信，并不骄傲，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？

　　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，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，可谓“嗜书如命”。不论处何等境遇，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，乐在其中。无书可读时，字典也啃。

　　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·莱文（HarryLevin）著作等身，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，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，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，他挑剔、拒绝，理由是“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，应当让让别人……”。就是这个高傲的人，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，闷闷冒出一句“我自惭形秽。”（I'mhumbled!）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他都在行。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。”

　　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，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，是骄傲。其实不然，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（freethinker），并非瞧不起。

　　2、对人生的信信仰：难免孤单却永远不会孤独。

　　什么样的人不孤独？

　　有爱的人永远不孤独。

　　但是若爱限于伴侣、父母、儿女，终究难免人世爱别离之折磨；若在权力富贵，又不免失势之无据；唯爱在文化、爱在人类精神之宝库、爱在民族及世界之大同，方可摆脱真正之孤独。

　　钱锺书知我爱面子，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，特陪我同去小菜场。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，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。他怕我太劳累，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，当然洗得一塌糊涂，统统得重洗，他的体己让我感动。

　　1997年早春，1998年岁末，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，我很伤心，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，逃避我的悲痛，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，只能逃避。

　　我选定翻译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中的《斐多》。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，我译前已读过多遍，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，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，深深打动了我，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，对真、善、美、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，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，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。

　　3、对中国文化的信念：如此灿烂的文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。

　　文化的信念不是对一个过去事物的兴趣，而是一种内在血脉关系。对中国的信念，也不能脱离现实甚至脱离政治，国家、政党、民族、文化，这四者之间并不可分。

　　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气节，在于其历尽劫难后，仍然坚定的信仰。

　　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是肯吃苦。因为艰苦孕育智慧；没有经过艰难困苦，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。有了亲身经验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。

　　我的“向上之气”来自信仰，对文化的信仰，对人性的信赖。总之，有信念，就像老百姓说的：有念想。

　　抗战时期国难当头，生活困苦，我觉得是暂时的，坚信抗战必胜，中华民族不会灭亡，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。我写喜剧，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。

　　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支撑我驱散恐惧，度过忧患痛苦的，仍是对文化的信仰，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，忍受抄家、批斗、羞辱、剃阴阳头……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。我绝对不相信，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，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，会泯灭人性，就此沉沦。

　　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“牛鬼”境遇出发，对外小心观察，细细体味，一句小声的问候，一个善意的“鬼脸”，同情的眼神，宽松的管教，委婉的措辞，含蓄的批语，都是信号。我惊喜地发现：人性并未泯灭，乌云镶着金边。许多革命群众，甚至管教人员，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挥拳怒吼，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。我于是更加确信，灾难性的“文革”时间再长，也必以失败告终，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。

　　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，如杜甫，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。李白才华出众，不由人不佩服，但是比较起来，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。

　　4、对自己的信仰：有恃，无待，真自由。

　　杨绛是敢于无条件支持丈夫的才女，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家庭妇女。能如此，不仅是对于丈夫的信念，也来自对自己的信念，来自强大的内心：内心的自由与内心的平静。

　　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一篇选张九龄《感遇》曰：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，不正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点睛之笔。

　　中国文人对自我的信念，我以为此四字可概括：有恃无待。

　　有恃者，有中国3000年辉煌文明的照耀，即使身陷囹圄、身无分文、颠沛流离，只要你将这些文化精华装入脑袋，谁可剥夺？这不是最可凭恃的力量吗？

　　鲁迅说过的民族的脊梁，不正在那些于此有恃的人吗？这是中国文化信仰的力量，未必非要是宗教才有此信仰的力量。

　　无待者，此中国文化之遗产与精神，不惧怕任何外力的打压，也不因为任何条件的变化而改变。庄子曰：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此之谓也。

　　细细想来，我这也忍，那也忍，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，内心的平静。你骂我，我一笑置之。你打我，我决不还手。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，我会说：“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为我当杀人犯呢？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？”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，抵御侵犯的盾牌。

　　我穿了“隐身衣”，别人看不见我，我却看得见别人，我甘心当个“零”，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，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追求自由，张扬个性。所以我说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。含忍是为了自由，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。

　　树上的叶子，叶叶不同。花开花落，草木枯荣，日日不同。我坐下细细寻思，我每天的生活，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。我每天从床上起来，就想“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？”即使没有大的意外，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。

　　八段锦早课，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；翻阅报刊看电视，得到新见闻；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，旧书重读的心得，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。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，对人更了解些，相处更和洽些，这方面总有新体会。因此，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，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。

　　我今年一百岁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，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，寿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　　细想至此，我心静如水，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

　　春风大雅能容物，秋水文章不染尘。

　　杨绛、钱钟书的人生是珍稀的，但并不孤独，中国文化史上，这样的低调的文化巨匠并不少见，《富春山居图》之黄公望，即精神共通之一类人。

　　这些人，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----中国要让世界尊敬，一个杨绛可抵千亿、万亿乃至无量财富，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活灵魂。

　　这些年，感动与激动的事情不少，触动心灵的事很少。我在20多年前读过杨绛的《洗澡》，当时即认为这篇小说是中国小说笔法之冠，我称之为“白描笔法”。

　　杨绛之文笔，不是宣泄情绪、情感或思想，而是用文字让事情呈现出其本来状态，令读者自悟。此笔法在驾驭文字上的境界之高、文笔之妙，白话小说界只可于鲁迅《故事新编》比肩。

　　这个周末又读了《写在人生的边上》、《走到人生的边上》、《干校六记》等著作。杨绛在写于1997年12月21日《钱钟书集》（代序）中说：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己。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。他不开宗立派，不传授弟子。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，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，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。……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

　　尊重，这可能是对一个作古之人的最大的敬意了。或许，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，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。

　　杨绛、钱钟书一生，用这对伉俪的话，可以概括为：坐在人生的边上，甚至边上的边上，安静地读书。

　　非必具备了某些条件才能读书、才能创业、才能去爱，等得。如果一个人做这些事需要条件，都是给自己不做、不想做寻找的借口，说明你对读书、创业、去爱皆非源自真心。

　　人与人路向的不同，大多源于此。

　　一个人之所爱，可与任何条件无关，只是因为你真心喜欢。

　　大学、寺庙等其实与政治、商界一样，都是闹市。要想安静的读书，不在于环境，而在于你身在闹市，把自己的心放到人生的边上，甚至边上的边上。

　　静在内，不在外；静在心，不在形。

　　杨绛先生近影（摄于2011年4月）

　　才色气、温柔乡、儿女牵、世道乱、志向颓，世人大多在此沉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