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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《新水浒传》开播，对梁山公司的商业解读与批判，各界的热情不亚于文革批宋江、百家讲坛品三国，对宋江的批判焦点从招安的投降主义，转向梁山文化的核心---聚义、忠义----与现代企业、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关系。

　　商业界出现了近乎一边倒的批判：集中在批判江湖之义与现代企业组织原则、中国企业家理性精神乃至中国新商业文明的矛盾上。

　　是耶非耶？

　　梁山好汉及宋江的情义，在中国社会、商业是个普遍的倾向，或者说，情义是中国人不学而会、在成长过程中被环境熏习出来的一种民间信仰，这一点，越是在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身上表现的越充分，很多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，其实体现的就是这种真挚、朴素、感人的信仰。

　　江湖情义与现代法理文化确实也存在冲突：朋友犯法，是应该告发还是帮助隐瞒？雇主违法，是举报还是同流合污？表现在水浒中，宋江私放晁盖，究竟是义还是枉法？整部水浒，在义与法之间，所有人都选择了义，这是以义枉法，还是以义抗法？

　　对宋江成为梁山带头大哥争议更大：现在对宋江主动寻求招安批判少了些，但宋江是否是中国式老大的典范呢？

　　如果说不是，但不能否定从及时雨到呼保义，宋江在梁山的地位不是建立在权力、威势、暴力，而是建立在人格认同的基础之上，以至李逵、吴用、华荣甘愿共死，宋江的人格力量，于此毋庸置疑。对于任何一个组织、企业的领袖来说，宋江是具备了“克里斯玛权威”合法性的典型特质的。

　　如果说是，但宋江身上的讲情不知理（宋江对替天行道的天与道都理解狭隘），确实也是梁山最后走向覆灭的根源。一个组织的领袖，如果在错误的思想、战略指导下，将大好资源投向错误的项目（征方腊），最后损兵折将、组织解体，这样的老大，岂不反为祸害？

　　冯仑《野蛮生长》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组织命题：以江湖的形式结合，以商人的形式分手。

　　江湖的情义是不能分割、不能量化甚至没有理由，商人的理性讲的是利害、权衡、以资产的分配代替情绪，所谓“商人重利轻离别”。

　　以江湖方式治理企业，最后要么分赃要么分家：分赃不均，就要分家。都分不好，就要互掐。掐不好，就生出火并王伦或石达开出走的悲剧。

　　从全球各民族信仰角度看，中国是所谓没有信仰的民族，中国人有的是李泽厚所说的“实用理性”信仰----如果可以称为信仰的话。

　　义这个范畴是启蒙于先秦诸子的重要价值评判标准“义战”（墨子）、“义利之辨”（孟子）等，墨子、孟子之义，在战国时代具有鲜明的“政治论衡”的张力。

　　到宋明时期将关公奉上神坛，到水许高举义字大旗，义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“人格标配”，义成为中国人贯穿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普遍价值观。

　　在这种现象面前，我们必须认真追问：义是什么？中国人为什么对义如此看重？

　　我个人的体会是，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关系的主导型价值观，是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存现实：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对于不是官二代、富二代的草根阶层，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，必须得到贵人及朋友的帮助：对贵人帮助，中国文化是“以身相许”的感恩；对朋友帮助，中国文化就是“两肋插刀”的情义。

　　从感恩与情义角度看，我认为这种文化比“以得到帮助大小计算感谢大小”这种买卖哲学，更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：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----这种“江湖式”而不是“买卖人式”的不均衡的情义观念，究竟是比商人的算计理性更盲目，还是更精明呢？

　　我认为这种中国之义，既可以说是一种精明，也可以说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崇高情感。中国之义，既是现实（很多人都在践行），也是理想（很多人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未必能做到）。

　　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双重性，就是中国人对义如此看重的根源。

　　我们能够将这种来自生活的信仰轻易改变吗？中国之义究竟有何不妥？问题是，拿什么来替代呢？难道商人的权衡计较、等价交换，就是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基础价值观吗？

　　基于以上观点，我对中国之义进行了一次思想梳理，将这九个问题提出来，希望对此真正有思考的人，不要轻易地以自己都不知道内容的所谓新商业文明、企业家精神等，对中国之义这个重要的观念与概念，做缺乏慎思的取舍之论。

　　这九问是：

　　1、中国之义与商业文化是否冲突（冯仑式命题）？

　　2、中国之义能否与新商业文明价值观融合？

　　3、中国之义与江湖之义的关系？

　　4、江湖之义与水浒之义的关系？

　　5、中国之义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6、中国社会为什么对义有如此巨大的认同与需求？

　　7、中国之义在中国价值观中的地位是什么？

　　8、中国之义与西方价值观中的正义有何关系？

　　9、中国之义能否成为普世价值观？

　　九问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：

　　1、中国之义的全面、本质认识；

　　2、中国之义在中国、西方价值观体系内的比较考察；

　　3、中国之义能否成为中国新商业文明乃至全球化的普世价值观的基础？

　　这些问题牵涉面甚广，读者有兴趣者希望能一起思考。由于本人正在进行第二本营销专著的撰写，暂时也不能进行系统阐述。但本人不是指兔子给别人追的人，我计划的第三部专著以中国历史及文化为主题，希望对此问题有所阐释。

　　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不认为借水浒的江湖、情义等对中国商业社会、中国企业家的批评，是合理的，我也不赞成曾仕强的所谓“中国式管理”：胡氏政商官场人情的大拼盘。

　　中国式社会、中国式企业及中国式管理，固然不是要变成不问是非的江湖大杂烩，但是也不是否定中国之义可以找到真正出路的。

　　真正的路，还需要认真解析探寻。

　　顺祝各位读者国庆愉快。